陈学礼:所以就又重新回到你们最先的提问。纪录片是一个概念,民族志电影也是一个概念,纪录片没有唯一的形式,民族志电影也没有唯一的形式。但现在的环境给大家看的就几乎只有唯一的形式,所以这是目前大家看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时面临的一个比较局限的地方。拿纪录片来说,如果说拍一部电影、一部纪录片,拍得像诗一样,是一种可能;有一个人一直在讲话是一种形式;像我最早拍的德国老师教的纪录片,只在旁边观察,不做任何介入也是一种方式;后来我自己慢慢从中解脱出来,把自己带到影片里进行拍摄,这也是一个可能……所以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的形式是有多种可能性的,而且多样形式的可能性再加上人的不同性,民族志电影的活力和实验性就正好可以展现出来。对讲机在本片里已经成为丛林精神上的寄托,这是她与哥哥唯一沟通的方式,即使在物理空间已经无法沟通时,丛林还是会对着对讲机说话,表达对哥哥的思念,获取巨大的精神慰藉。在丛林的弥留之际,对讲机传出了哥哥鼓励的声音,让她站起来、走出去。她知道,这是哥哥对妹妹最后的期望,哥哥用生命支撑着她坚持走出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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